哲学发展的当代形态是人学。这是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发展的逻辑使然，尤其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人”的主题之凸显和展开。因为，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本来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哲学是人最高的自我认识，因而哲学实质上是人学。但由于受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现状的限制，过去的哲学一般很难自觉其为人学，并且也只能在人的某种规定性上来把握人，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不可能对“人”作出一般的也是全面的整体的把握。“人”这个一般范畴在表象上是古老的。但只能是现代的产物并在现代才能获得充分的意义。因为只是到了现代，人才有了自主选择职业和全面发展的现实可能，哲学才可能自觉其为人学。不言而喻，没有“人”这个一般的范畴，哲学是不可能发展出独立的“人学”形态的。
我们所要建构的人学能否真正达到哲学思维的时代水准，依然是个问题。这里需要思考和回答的两大问题是：第一，哲学人学的建构能否体现并满足当代中国人及其社会发展的需要，指导人的现代化进程；第二，它能否不重袭甚至超越近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和主体性哲学，为世界哲学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近代以来，中国对自身的全面而深入的反思有两次。一次是“五四”时期及其前后。当时，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推翻封建主义和抗击帝国主义，唤起中国人的觉悟，发起了对“国民性”的剖析批判，提出了“新民”说和“立人”的主张，试图把中国人从“君臣父子”的封建礼教之网中解脱出来，使其达到自主自强。再一次就是改革开放之后，为了清算“文革”对人的身心两方面的戕害，理论界和文学艺术界发出了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后来进一步开展了围绕“主体性”的讨论，并提出了“人的现代化”的问题。这实际上是要造就中国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新的生存方式。现在看来，这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反思”不仅为哲学人学的建构提供了言说背景和思想材料，而且也需要从哲学人学的高度给予提升和把握。只有深入研究了中国人的传统生存方式和现代生存方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人生存于其中的世界与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人的社会化与人的个体化、人的理性与人的非理性等重要关系，我们才算真正从哲学上“思考”了自己。而完成了这个任务，我们就能建构出真正为中国人所需要的哲学人学。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当代西方哲学已经出现了与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不同走向，特别是所谓“后现代主义”哲学更是提出了“作为主体的人死了”、“主体性到了黄昏”等等与人本主义和主体性哲学迥然相异的命题，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思潮。这股思潮与我们今天所致力的人学理论的建构的确形成了颇为鲜明的反差。那么，这是否说明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是别人已经抛弃了的，因而已经落伍过时了？我认为得不出这个结论。后现代主义哲学所批判所超越的是西方工业化时代的文化以及人的生存方式。西方工业化时代的文化以及人的生存方式，以其标准化、好大狂和外向的扩张，一方面导致了人与自然严重的对抗，破坏了人类生存于其间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也使人的精神世界变得冷漠和空虚，失去了真正的人的情感和创造人生意义的能力。后现代主义哲学只是解构了西方工业化时代特定的“人”和“人学”；它固然有力地反对了“一元论人学”，但却播撒了多元论人学。这种新的“人学”观对我们不无启迪和借鉴意义，因为在我们这里，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对人及其生存环境的某些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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